尽管威权官僚机构不可能有文官那样的绝缘于上级政治压力的优势（nicety），但是威权政权很难收集官僚错误行为的精确信息，因为像自由舆论（press）或者利益集团这些监督政府行为的典型的发现机制是受不同程度的压制的。

我们以温和（modesty）的表达结束本文。我们知道我们这本书的结论只是一个开始，要扩大对威权政权研究的地域和制度的范围还需要更多的工作要做。

胡谭·夏木芭提（Hootan Shambayati）在此卷中的文章（11章）阐释了那些混合选举和非选举的机构的政权中，如何利用司法制度制衡人民意志（popular will）。最高司法法院有能力推出一个自由的议程，保持同行政机关的制度性自治，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权自信其最终掌握着对其政治敌手的完全控制。司法自我克制法院作为统治者侍女的假定遵守这样的策略性选择，即法官不管在威权还是在民主环境下都做同样的事情【7】。威权司法制度在最初的质量赋予上是有区别的，并且后殖民时代的香港在利用法院确保承诺的可信性方面要比像柬埔寨或者越南要容易些。这就提供了O′布瑞恩（Brien）和李（Li）所谓的合法的反抗的一个途径，被界定为民众争论的一种形式，这种争论形式在接近权威渠道的边缘处运作，运用修辞和强有力的承诺去抑制权力的运用，依靠确定和利用政府内部的分离和动员更大范围的民众的支持。

1、法院被用来建立社会控制和排斥（sideline）政治对手。法官们敏锐地意识到他们在政治制度中不稳定的地位和他们相较于行政机构的虚弱无力，还有就是裁决触动政权核心利益的个人的以及政治的意义。于是，政治机制就转化为教育机制。

在微观层面上，国家治理表现为确立各种具体社会关系的准则，解决具体社会矛盾。五、法治国家对学校公民科学技能教育的诉求法治国家是一个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国家，因此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是法治国家的重要维度。法治与公民教育在西方世界的历史关联具有普适性与客观性，在中国也不例外。（3）普及方法有待探索。

（2）未能明确各种法律制度在法律普及中的地位，从而有针对性地普及。在民主社会，书面表达是完善思想、固化思想、表达思想、传播思想、推销思想的重要手段，是表达自由的实现工具。

三、法治国家对学校公民世界观教育的诉求根据法治的理论，国家是国内法律秩序的人格化，政治国家等同于法律体系。[⑩]在这一意义上，建设中国特色法治国家关键不在于制定健全的法律制度，而在于培育法律信仰。在这一意义上，只有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的国民才是公民，否则充其量是共同体的一份子。对于苏格拉底来说，认识自己是最高的哲学原则，也是贯穿西方哲学发展史的主题。

基于此，没有诚信的法治社会，不仅成本高（因为须依国家强制来实现），而且交易风险大。古典派认为，统治者是教育的主要承担者，除了教育与抚养青年之外所有职能都是次要的。在此基础上，正视中国政治制度的历史正当性。而道德既是确立各种法律规范的基石，也是社会主体依法参与社会关系的润滑剂，更是解决各种社会纠纷的重要手段。

实际上，国家强制依赖于事后认定的证据，重现过往的法律事实。以认识自己为使命，启蒙运动倡导重估个人的人生意义，确立了以自由、平等、理性为核心的法治观。

关于书面表达艺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式的政治哲学，强调隐微修辞，反对俗白说教，[29]对今天仍有借鉴意义。三是把握行政法律制度。

因此，国家治理必须培育公民道德，它是形成和维持正义国家，特别是国家福祉之条件。时至今日，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民主政治欣欣向荣，贫穷落后的国家无民主政治可言。[⑥]对于中国的法治战略而言，统治即教育，教育即塑造人格，仍极具意义。现代法治国家的公民道德主要包括如下内容：（1）信仰。演讲表达观点，辩论让各种观点交锋，国民在此基础上辨析观点，因此笔者认为辩（论）与辨（析）是民主的根本手段。根据国外经验，研究公民教育的理论、政策与实践，不仅会强化法治国家建设，还会促进一国教育理论、科教政策与教学实践的重大转向。

[14]在这一意义上，法律是政治的延伸，是政治话语的另类表达[15]（这一观点在政治家、政治学家那里天然地正确）。六、法治国家对学校公民法律常识教育的诉求在法治国家中，法律是一切社会主体的基本行为准则，形式意义上的法治就是公民守法，而公民守法的前提条件是公民知法。

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理念新论断，肯定了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在常人看来，他似乎没有一点演说家的天赋，因为当时的雅典，一名出色的演说家必须声音洪亮，发音清晰，姿势优美，富有辩才。

[19]史学家认为：人们为了生存的需要，必须对他们的世界、对他们自身以及与之生活在一起的其他人进行诠释。[29]参见【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列奥·施特劳斯政治哲学选刊导言），彭刚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80页。

文字是国家的象征，书面表达能力是国民素质的重要体现。当然，参政议政技能是一个复合体，既需要要沟通、口头书面表达能力，也需要具备一定的政治常识与法律常识，有时甚至还需一些非常专业的知识。民主政治的精髓是公民能够参政议政，参政议政能力制约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培养公民科学技能首先要求国家始终坚持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教育战略，建立完善、公平的教育制度，提供教育资源，普及义务教育，稳步推进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鼓励科学创新，重视知识产权保护，调动国民创新的积极性，挖掘其创新潜能。

在这一意义，自由表达不仅是个人权利，更是一项重要的国家义务。获得国家意识不外乎是兑现道德的国家理想，时刻准备着，用自己的行为参与发展现有国家，使其向着道德的国家理想迈进。

西方有悠久的演讲辩论传统，[27]并且始终认为这是一门艺术，坚信可以通过训练而获得，[28]这为现代西方民主政治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如此贫乏的表达能力，怎么可能有更高层次的沟通能力与参政议政能力。

个人是法治国家活的细胞，建设法治国家必须塑造自由、平等、理性的人格。民主政治是众多人相互协商、妥协的过程。

过去具有自己的时间，它既与现在有所区别，又与现在密切相关，因而未来作为行动视角可以被推断出来。时间经验占据了这些诠释的一个主要领域，而记忆和回忆在这里起了主要作用。有了言论自由，演讲、辩论就自然产生了。基于此，在课程方面，沃尔茨建议公民教育课程应让学生了解民主制度及其实践的历史，介绍民主政治理论以及政治科学的知识。

总之，当下应该继续探讨、完善法律普及制度与措施。（2）树立宪法法律权威，理解法治基本价值。

可以说，民族国家的强大与繁荣直接关涉到民主政治的实践，弱国无法治。笔者以为，组织学习新法固然不错，但普及法律仅仅停留在根据社会形势分门别类地学习，是远远不够的。

理解法律价值，把握法的灵魂。[14]参见【德】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3页。